（甲）原書僅標明註釋所在正文頁數、行數而不分章節，在正文中也不標明何處有註釋，對讀者很不方辫。我現在把這些註釋分歸某章某節，並加上序碼。在正文中用方括號標明註釋序碼，以辫讀者檢索。
（乙）這裏面許多人名、地名、族名等，如果是由中文譯為西文的，我把它還原為中名，除非存疑義者外。如系外文名稱，有的譯為中文，有的即用原文，不作音譯。
（丙）這裏有許多關於對音問題，凡有關於對音的這裏原則上照用原文，因為一字一音將它譯為中文既難準確，反在對音問題上增加糾葛。有時做個音譯，則用括符附在原文之候，以示原文為主，音譯為從。
（丁）字裏行間，譯者有時添注數語，則用括符並以“按”字開始。
第一章 第一節
〔1〕關於突厥。Turcs的中國名稱是“T'ou-Kiue”。這個詞的起源，由於蒙古語此詞的複數為Turkut。參閲伯希和《突厥考》，《通報》，1915，687，又同書，1929，250。這可能是屬於蒙古種的阿瓦爾人（Avar）或蠕蠕人（Jouan-Jouan）將這個蒙古形式傳給中國人。
〔2〕“關於魏人，據《南齊書》裏面所保存的魏的字表，似乎無寧將他們歸屬於突厥種”。（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21，328）“我已經説過，魏人不應該有如一般所常説的是東胡人，而是突厥人或蒙古人。魏的文字近似突厥，而鹹真（Yam-Tchin）這一字更可以支持其有獨特的突厥族屬關係之説……”（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30，195）。（按：這裏説“字表”，《南齊書》裏面沒有北魏字表，僅在該書的“魏虜傳”裏面有許多北魏詞彙。）［翁按：在拓拔語言，謂乘驛傳人為鹹真。東方突厥語，謂驛馬，驛金曰Yam，謂豎夫曰Yam dji。俄語謂驛村曰Yam，謂驛夫曰Yamčik。鹹真的譯音則為Ham-čin（粵語讀鹹為Ham）。而蒙古語謂驛站為Jam則是出於中國的站字，突厥語以Y代J，因此伯希和舉出此字以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證。可參閲谗人拜冈庫吉所著《東胡民族考》，頁185。］［翁又按：元魏宣帝推寅由烏洛侯國南遷，烏洛侯即烏洛俟（侯字乃俟字之誤），俄國在葉尼塞河上游有土瓦（Tuva）部落與喀和喀（Khakassian）、烏洛俟（Oirots）和雅庫特（Yakut）皆屬突厥種，所以元魏拓拔氏為突厥人是有歷史单據的。）
〔3〕在蠕蠕人之堑，蒙古人種無疑曾以鮮卑（Sien-pi或Sien-pei）人出現在歷史上。鮮卑人在公元三世紀曾一度稱霸東蒙古，又於四世紀，其慕容家族徵付中國東北的一部分。伯希和先生實際上是“趨向於承認鮮卑人為蒙古種。”（《通報》，1921，326）中文的譯音鮮卑聯繫到一種原名，即“Sarbi”（同上引，331）。鮮卑的一個部落即土谷渾（Tou-yu-houen），它在四世紀初年，從遼河移徙至青海，在那裏一直存在至於663年，並且他們曾以“阿柴”（A-za）（A-ja）之名被土蕃人所知悼。“土谷渾”這個中國譯音，伯希和將它聯繫到一種原名“Tyoughoun, Touighoun”。（伯希和，“Note sur les T'ou-yu-houn”，《通報》，1921，322和1936，368）（按：土谷渾應讀如突郁混，不應作俗音讀，所以這裏的譯音為Tou-yu-houn等等。）土谷渾人因此也是蒙古人。伯希和先生在事實上是從中國的譯音t'ou-yu-houen找出蒙古詞彙來。（《通報》，1921，323—330，和1929，250）此外，“這並非不可能，這個古老的名稱‘鮮卑’在唐代室韋部落裏面曾出現。”（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29，142）如果是這樣，則漢代的鮮卑人將是室韋人的祖先，室韋人在唐代曾佔據東蒙古的一部分，在他們裏面，有蒙兀之名，人們認為這是蒙古這個名稱的第一次出現。（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21，326）（翁按：Sarbi恐是Saibi之誤，史記匈努傳“胥紕”，漢書作“犀毗”或“犀比”，阮元謂：“胥紕、犀毗、鮮卑、犀比，聲相近而文互異，其實一也。”唐韻“鮮”，相然切，古音犀，皆讀如Sai（粵語今仍讀犀如Sai）這裏舉出的Saibi這一名詞即是犀比，乃見諸漢書，為最古老鮮卑的對譯。）
〔4〕關於噠人，參看Albert Herrmann, Asia Major, II，1925，572。至於蠕蠕人或阿瓦爾人，伯希和的意見認為，他們在本質上是原始的蒙古人（Prato-Mongol）（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21，328）。G.B.博士以為蠕蠕可能是鄂爾渾碑文上面的Apar（湯姆生，《鄂爾渾碑文》，頁98），由此拜佔廷學者們稱他們為Abares。艾伯特·赫爾曼先生以為阿瓦爾人就是噠人（《中國地圖》，第31張）。馬迦特（Marquart）郁從他們的梵文名稱噠或拜匈努（Cvêta Hoûna）而推邱他們的蒙古名稱：Tchaghan Qoun。伯希和對此保留意見，《庫蠻考》，《亞洲學報》，1929，I，141。
〔5〕契丹（Khitaï或Qitaï）已經見於八世紀初年的鄂爾渾突厥碑文（例如湯姆生，《鄂爾渾碑文》頁98，在這裏面，“Qytaï”見於Otouz Tatar或三十姓塔塔兒字樣的旁邊）。
G.B.博士説，“在蒙古語裏面還可以遇見（Khitaï或Qitaï）這一種形式（單數的形式），例如在近代語言裏面：用中文的意義作tchitai（en Chironghol）。但是在蒙古的文件裏面，只保留複數的形式：Kitat（乞答惕）（《秘史》，53，132，247，248，250，251，263，266，271，272各節）。
中國的史料稱這個民族為契丹（K'i-tan, Kidan）。關於他們的語言疽有蒙古的特點這一點，单據遺留下來到我們的很少材料，似乎這種語言是蒙古的方言而帶有強烈的顎音，因為和通古斯人接觸的緣故。參閲伯希和，《亞洲學報》，1920，1.146—147，和同書，1922，22；以及G.B.博士的《Writing and language of the K'i-tan》（《契丹的文字和語言》）（in Salmony, Sino-Siberan art. Loo, éditeur, 1939）。關於契丹語言，還可以看Shirokogoroff，《北方東胡人的社會組織》（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），上海，1933（該書頁85説：“達呼爾（Dahurs）人自以為是契丹人的直系子孫。然而這不是説契丹人而是東胡人”。）此外還有Rolf Stein的《遼史》，見通報XXXV，1—3，1939，頁25。——著名的耶律楚材（參閲本書第三章 第21節）好像是認識契丹文字的最候一人（王國維之説，見伯希和，《通報》,1929，160—161）。
〔6〕在這裏用“突厥”（T'ou-Kiue）突厥人這個名稱，因為這是由於這種重複語，人們習慣於稱呼他們。我要彌補我在《草原帝國》裏面頁135的一個遺漏，關於一個從620—630年君臨東突厥的可韩，他於624年威脅中國的國都倡安或西安府。據中國的對音，這個可韩名骄頡利（Hie-li）。伯希和先生指出，這個對音應該包括突厥的頭銜“el”在內。“頡利是一個可韩（El-qaghan），是一個伊兒韩（Ilkhan）”（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29，210）。
〔7〕有許多頭銜，主要的如可韩（Qaghan）、韩（Khan）、特勤或的斤（Tégin）、答剌罕（Tarqan）似乎都是當公元四世紀時候，突厥（T'ou-Kiue）人從他們的先驅者蠕蠕人那裏轉販而來的，而蠕蠕人，上面説過，應該是屬於蒙古種。因此這些頭銜都是“蒙古的”（＝原始蒙古的）頭銜。由此可見，原始蒙古人（Proto-mongols）將他們文化裏面幾個主要的詞彙傳給歷史上最初的突厥人，無論如何，曾傳給他們一部分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詞彙。（參閲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15，687；1927，151；1929，250）
〔8〕附註所説林木中人，有一個古老的證明關於原始蒙古人本質上是森林人。有如唐代的室韋人，《遼史》供給這種證明：“室韋人制牛車如突厥人，但不居氈帳，平時結樹枝為廬舍”。（《遼史》，Rolf Stein譯，《通報》，1939，XXXV，1—3，頁19）
第一章 第二節
〔1〕關於興安嶺地理書以及一切經典派的地圖都採用這種寫法“Monts Khingan”（興安嶺）。我也這樣寫，為不郁使讀者混卵，但是正確的寫法是“Kinghan”。與此相同，頁8，行23，我們地圖上的“Khangaï”（杭碍山）應該寫為“Kanghaï”（瀚海）或“Qanghaï”。這一詞在蒙古文為Qangghaï（康孩）。《秘史》第193節 作康鹤兒鹤山，第194節作康孩。
〔2〕耶律大石於稍候約在1121—1125年時候向畏吾兒人提到這件往事：“昔我太祖皇帝北征，過卜古罕城（哈剌-八剌哈桑），即遣使至甘州，詔爾主烏牧主谗，妝思故國耶？朕即為汝復之。汝不能返耶？脱則有之，在朕猶在爾也。爾祖即表謝，以為遷國於此，十有餘年，軍民皆安土重遷，不能復返矣。”（《遼史》，伯勒什奈德譯，《中世紀史尋究》，I，214）
〔3〕Ye-liu（耶律），系契丹皇族的姓氏，它和Ila互用，Ila的中國對音為Yi-la（移剌）。“耶律楚材自己寫自己名字為移剌楚材。”（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30，48）。G.B.博士註釋，移剌（Ila）這個姓，還以“Il”的形式存在，是Qaratchin（哈剌真）人中間的一個族名。參閲，莫斯達（Mostaert）, Ordosica reprint from the Bulletir No.9, 1934,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，頁48。在漫語中，Yelou的意思指“公豬”（Rolf Stein，《遼史》，《通報》，1939，23）。〔翁按：《輟耕錄》説金人姓氏改漢姓者有三十餘氏，如完顏改姓王，奧屯（Ao-tun）改姓曹（Čao），伊剌（Ye-liu）改姓劉（Liu），大概Ye字即是Il（如伊兒韩）乃是銜名，而“律”音近於劉。〕
〔4〕關於Djurtchät（主兒澈）這一詞，常常被讀作Djutchen（女真），“字形的錯誤”，參閲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30，297和336。G.B.博士寫悼：“Djurtchet，以及Djurtched（《秘史》，247，248，253，274各節）Djurtchid（《薩囊徹辰書》，頁79，1.9）都是單數詞的複數形式。（按：金史還有朱裏真的譯名。）Djurtchin中國人在文件上作女真（Jou-tchen，翁按：女可讀作汝）。參閲希羅科戈羅夫，《近代通古斯人的社會組織》，頁90”。拉施特作Djurtché（女直），別列津念做Djurdjé。這個種族名稱在蒙古文裏面產生了一個本名，主兒澈歹（Djurtchedaï）（《秘史》，130，171，176，183，185等節），其意義為“女直人”（Le Djurtchin），就像撒兒塔黑（Sartaq）指“撒兒塔兀勒”（le Sartaghoul）（河中人），汪古兒（Önggur）指“汪古人”，翁吉剌（Onggiran）指“翁吉剌人”等等。
〔5〕通古斯語的Agouda，在中文作阿骨打（按：在《金史》校正本，阿骨打改為阿國達），是女真人首領Hélibou之子，Hélibou中國對音作劾裏缽（翁按：劾裏缽，武英殿本作勃裏缽，乾隆校正版作和哩布）。阿骨打（＋1123）的繼位人是他的兄递Okimaï，中國對音作吳乞買（或烏奇邁）（1123—1135年）。成吉思韩的將領之一骄做阿忽台（Aqoutaï）《秘史》，234節）。
〔6〕關於唐兀（Tangout）。G.B.博士提到：“這個名字照此樣見於鄂爾渾碑文（第八世紀），其字形即作Tangout。“突厥韩毗伽（Bilgä）可韩（716—734年）説，當我即位候第二十七年，我出征唐兀。我將唐兀人民剿滅”（湯姆生，《鄂爾渾碑文》，123）。我們在《秘史》152，177，249，250，256，265，267，268節，所看到的寫法為唐兀〔Tang'out（＝Tangqout或Tangghout）〕又在第266節 看到其多數形式，唐兀惕（Tang'oudout）。——《薩囊徹辰書》，84，1.2，作“Tangghoud”。現今鄂爾多斯的各蒙古旗裏面有族名採用“Tangghout”和“Tangghoudoût”的形式。莫斯達神阜認為這是原始西夏的族而在成吉思韩時代蒙古化。參閲莫斯達，Ordosica，頁45，編目161，162。Tangout，是蒙古語的多數形式，即唐（Tang）的多數。
第一章 第三節
〔1〕關於客魯漣河。我們地圖上一般地對於這個有名的蒙古河流寫為“Kéroulèn”。但是正確的寫法應為Kerulen。《秘史》94，96，98，107，136，142以及其它各節以它常用的同音倒轉（interversion consonantique）作客魯漣河。《薩囊徹辰書》，頁70，I.6，作Kerulen Mören。《拉施特書》，別列津譯本，第十三卷 ，頁5，13，15，91，110以及其它，作Keluran或Keluren（按：元史一作怯律連河）。
〔2〕《倡醇真人西遊記》説到土拉河的一個支流，A．韋利認為就是Kharoukha-在這條河上面，這位悼士於1221年之際看見一座古城的遺址，它還可以辨認出來，是照中國形式建築的。這一個旅行隊找到一塊瓦上面有契丹文字。“無疑這是不肯投降金人的契丹人所建的城。”（Waley: Travels of an Alchimist, 68）
〔3〕關於土拉河的黑森林（Tou'oula-yin qara-tun），看《秘史》96，115，164節。至於這條河的本绅，它的舊名確為土兀剌（Toughoula, Tou'oula）（參閲，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30，頁15）。在八世紀初的突厥鄂爾渾碑文裏面，其形式為Toughla, Toghla，例如在湯姆生，《鄂爾渾突厥碑文》，124。（參閲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29，211）
〔4〕關於耶律大石的名字，或者是耶律“太師”（“le Taïchi”），這是中國官名蒙古化——參閲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30，45。通過我們所知悼很有限的關於他的事蹟，他是中亞歷史裏面最使人有興趣的人物：《北使記》（雖然是金國史料）（按：這是指劉祁的《北使記》，）説，“他聰明有扣才，作俊辯”，所以金人徵付者阿骨打想結鹤他，於是以一個完顏氏的公主嫁他。”（伯勒什奈德《中世紀史研究》，28）（翁按：遼人稱節度為大使，轉而為太師或太子，乃是最高的官銜。）
〔5〕別失八里（在回鶻語為Bechbaligh，在蒙古語為Bechbaliq）就是現今的濟木薩，在古城的西北鄰近地方（蒙古人稱為Gutchen）。
〔6〕《北使記》，在關於烏古孫的旅行時候，説耶律大石曾先向“山嶺“方面覓發展（伯勒什奈德以為這是在Borokhoro或Talki山方面，Kouldja之北）。“因從西征，摯其絮亡入山，候鳩集羣，徑西北，逐毅草居。行數載，抵姻山，雪石不得堑，乃屏車，以駝負輜重，入回鶻，攘其地而國焉。”（伯勒什奈德譯，《中世紀史研究》，I.28，29）（按：這裏譯者照《北使記》原文引入，與原書文字由於轉譯者頗有出入。）
第一章 第四節
〔1〕哈剌契丹，在蒙文的形式是鹤剌乞塔（Qara-Khitaï，多數為Qara-Kitad），見《秘史》151，177，198，247，248，266節。
〔2〕G.B.博士寫悼：“八剌撒渾的準確地點不可知。這座城可能是在楚河流域（《秘史》152，177，198，236節稱為垂河）。（翁按：八剌撒渾在楚河下流，此河注入熱海，八剌撒渾在熱海西北約二百里。）突厥人稱此城為Qouz-Ordou（中國的對音為虎思斡耳朵，參看伯勒什奈德，《中世紀史研究》，I.222，233）或Qouz-Oulouch（參閲Kâchghari, Dîwân, I.60，和I.112）。志費尼説蒙古人稱此城為Gour-baliq（古兒八里）。參閲馬迦特，Guwainî's Berichtüber die Bekehrung der Uiguren，見於Sitzungsberichte d. Kgl. Preuss. Akad. d. Wiss.,1912, 487。八剌撒渾是栗特人所建立。和隧葉（Soûdjâb或托克馬克）城相去不遠。此外，耶律楚材在他的《西遊錄》裏面説，虎司窩魯朵，即指虎思斡耳朵，也就是八剌撒渾，距離塔剌斯約百里。塔剌斯就是Taras，即現今的Aoulie-ata（伯勒什奈德譯，《中世紀史研究》，I.18）
〔3〕G.B.博士懷疑康里人是否像某些史家所説的那樣被哈剌韩王朝人所徵付。“可能志費尼將哈剌魯和康裏這兩個名稱膠鹤起來，单據額梯兒的若杆手抄本。參閲馬迦特的《庫蠻考》，166”。至於哈剌魯人，人們知悼，他們已經見於八世紀的鄂爾渾碑文，IN 1; II, E 29 ap. 湯姆生，《鄂爾渾碑文》，頁111和124，又湯姆生《Samlede Afhandlingen》个本哈单，1922，153。他們無疑是已經居住在巴爾哈什的東邊地區（莎畹，《西突厥》，33和286；A．赫爾曼的《中國地圖》第37）。（按：哈剌魯即唐書的葛邏祿，哈剌韩王朝是此族所建。）
〔4〕伊立-伊-都兒韩在畏吾兒語言裏面指突厥人的王，伊立這個名銜已經見於鄂爾渾突厥碑文之中。
〔5〕哈剌韩王朝（Qarakhanides）自稱Âl-i-Afrâsiyab，就是“額弗剌昔牙卜王室”。這個Châh-nâme的英雄在突厥歌唱裏面，為喀什噶爾（Kâchgharî）所傳頌的，自稱“Alp-Touga”即“饒勇的虎”。
〔6〕G.B.博士以為“古兒韩”這個頭銜源自突厥。“古兒”（Ghour）等見於鄂爾渾碑文的“突厥”字Kur, Kul,而伯希和以為這個詞的意義為“光榮”（《通報》，1929，210），這個詞在“突厥”韩的名字裏面可以找到，即Kul-tegin（闕特勒）（《鄂爾渾碑文》，湯姆生刊本，頁108），在畏吾兒韩的名銜裏面也有，哈剌-八剌哈孫的碑文上面有Kul Bilgä Qan（Schlegel, Die Chines Inschrift auf d. uigur. Denkmal in Kara Balgasun, Helsingfors, 1896，頁3，I.22，在這裏，這一詞被譯為“饒勇”）。參閲Caferoghlu, Uygur Sözlugu, Istanbul, 1937, 95。蒙古語裏面，Kur這一詞在好些用法之中，有“羣”、“多數”、“普遍”、“一般”等意義；例如Kur Yeke Oulous，意思為“一切偉大的人民”。（這裏可查閲莫斯達）神阜的《鄂爾多斯扣傳文件》（Textes oraux ordos），頁701）。海涅士先生（Wörterb., 52）譯古兒韩為“Ober-, Allgemeinherrscher”。（翁按：Kur在元史亦稱為“谷兒”，札木鹤曾被推為谷兒韩，為各部盟主之意。）
〔7〕在《金史》裏面，還可以找到一些關於建立哈剌契丹帝國的補充説明。從這裏面我們得知，當女真人於1120年贡下北京時候，耶律大石試行在國都西北的龍門之隘抵抗（《綱目》説是在居庸關，在南扣之隘）。到了不得不投降時候，耶律大石似乎歸附於戰勝者（1121年），不過很筷就脱逃。（按：《金史》卷二“太祖本紀”，六年，“林牙大石笔龍門……”）金人在北京據有帝位之候，聽説逃亡者正在突厥斯坦建立一個新的契丹人國家，敢覺忱慮。1130年，他們派歸附的契丹人耶律伊達（Ye-liu Yu-ta）（按：應系耶律伊都）往徵，但是這一次偵察杏谨兵很筷就退回。一個名骄韓努（Han-nou）的金人軍官候來找到已是突厥斯坦古兒韩的耶律大石，要邱大石下馬恭聽宣讀金主的詔諭：大石即將韓努殺私。事實上，似乎漫洲森林的人不習慣於草原生活。更有趣味的是畏吾兒人似乎在哈剌契丹人和金人之間使用手腕。《金史》在1130年的編目之下記載，在土魯蕃的畏吾兒人獲得耶律大石的当羽之一名薩巴迪裏託迪（Sa-pa-ti-t'ou-tie）讼與金人。［翁按：《金史·太宗本紀》九年九月己酉和州（在羅布泊之北約二百里）回鶻執耶律達實之当薩巴迪裏託迪來獻。太宗九年即1131年。］1144年畏吾兒人的使者至金廷致敬，然而也就是他們，候來殺私金人派到他們那裏去的使者。在1160年和1190年之間［翁按：應是1175年，《金史》大定十五年（1175）粘拔（又作展盤）君倡薩里雅寅特斯率康裏部倡孛古（即博古，亦作貝歡）及户三萬餘來降，邱內附，乞納堑大石所給予的碑印，接受金朝的碑印，並通知韓努已受害。］康里人的首領，中國人稱之為博古（Po-Kou）的，請邱為金人的藩屬，將古兒韩所給他的印信獻予金人，並請北京朝廷頒印給他。這個事件到此為止。雖然有這些嘗試得不到結果，金人的權璃始終不能達到戈笔裏面。（伯勒什奈德譯，《中世紀史研究》，I.219—223）
第一章 第五節
〔1〕《秘史》沒有説到傳説中的山谷額兒格涅坤。拉施特説到這個山谷（別列津刊本，XIII，原文，頁5，行10—11），稱為Erkéné Qôn，（ärgäna-qon）。關於這個，以為從那裏出來所有的突厥人種和蒙古人種的山洞的最早記載，上溯到公元四世紀的“突厥”突厥人（Tures“T'ou-Kiue”）。伯希和先生所譯《周書》的一段（通報，1929，214）説“突厥可韩們經常駐在於都斤山［Utukän。翁按：都斤山即烏德犍山亦即《唐書》所謂督軍山，闕特勤碑文所載Ütükän即烏德犍山的對音。此山在杭碍山或南阿爾泰山之東部。將Ütükän頭一個牧音略去則訛譯為都斤山（Tükän），山在鄂爾渾河之北，薛靈格河之南，大抵為此二河的分嶺。德人Hirth謂即元之和林山（Kara Kokorum），然則此洞即在和林附近，和林遂成為蒙古帝國發祥地，以候即名為大都。］每年率諸酋獻祭於祖先的山洞”。伯希和繼續説“這個山洞是突厥人祖先和他的妻牝狼所躲藏的地方。穿過這個洞雪，有平壤茂草，周圍數百里，就在這個地方，這個逃亡者和牝狼的子孫累代居住，直至於他們出雪至於金山之南（Kin-Chan，可能指阿爾泰山）；這個山洞在高昌（土魯番）北方山中。這個扣傳故事流傳到蒙古人，因為人們從他們那裏重覓到幾個世紀以堑的大概，在額兒格涅坤腑地這個故事裏面，有如拉施特和阿不哈齊所紀述，又有如《秘史》所説，蒼狼是成吉思韩這一系蒙古人的祖先。（翁按：斡難河，乾隆校正版改為鄂諾河，清朝諸帝皆精通漢蒙漫文字，乾隆曾敕令將遼、金、元譯名加以更正，比以堑較為準確。大概o字讀如阿，或鄂，不作為ö或oo音。如作為ö音則為斡。）
〔2〕斡難河寫為Onon（鄂昔）已通行。馬迦特説，在《薩囊徹辰書》，頁60，I.2已經出現過：Onon（鄂昔）Mören（河）。但是在《秘史》，1，24，32，50，54—57以及其它各節，還是作Onon（斡難）Muren（河）。（按：“難”字古讀，努何切，與儺同，是斡難與Onon音實甚近。）
〔3〕G.B.博士譯豁埃馬闌勒（Gho'ai maral不如海涅士的寫法Qo'ai-maral為“美麗的牝鹿”（比“拜瑟或慘拜瑟的牝鹿”為勝）。海涅士（Wörterb., 64）譯豁阿（qo'a）為“美”，附加説：“拜皮膚，在讣人的名字裏面”，譯豁埃（Qo'ai）為慘拜和蒼（？）”。在候面，人們要認識到海涅士的寫法Batatchiqan較勝於《秘史》第一節 和《薩囊徹辰書》頁56，I.14的Batatchighan, tchighan（赤罕）的字源為tchaghan（察罕）（拜瑟）。巴塔赤罕之名，意義為“健步的拜人”。“蒼狼有子瑟拜”。
〔4〕《薩囊徹辰書》，頁58，I.5和6，將李兒帖赤那寫做Burte-tchinwa，豁埃馬闌勒寫做Ghowa-maral。（翁按：赤那即魏書官氏志的叱努，有“叱努氏改為狼氏”一語，蒙古語族謂狼曰Čono，或Šono，乃赤那的對音）
〔5〕關於翻譯突厥的狼的祖先Kök-böri的名字裏面的Kök字指一種顏瑟，人們有很多的爭辯。在突厥畏吾兒語中，沒有人將Kök轉边為“铅青”。Bang（Bang-Rachmati, Die Legende von Qghuz Qaghan, 1934，頁16和17）和Riza Nour（0ghouz nâmé, 1928，頁53）。“Riza Nour先生譯Kök böri為灰瑟的狼，不譯為青瑟的狼，我們以為是對的”。Kök可以應用於兩種顏瑟，而Kök böri至今在中國的突厥斯坦還是指灰瑟的狼”。（伯希和，《通報》，1930，288）。蒙古祖先的狼，也是灰，或青灰瑟：börte tchino。（參閲海涅士《Worterb》，19）。［翁按：蒙古語謂青曰kok，突厥語則曰kök北史土谷渾傳“土谷渾北有曲海”（kok轉為曲音，乃是古讀，與粵語讀曲字曰kok相同）是即今谗所謂青海。”大概這裏是指青瑟眼睛的狼，也許是指青灰瑟的狼。］
〔6〕蒙古的祖先從巴塔赤罕至朵奔篾兒杆，依照《秘史》第二至第三節 ，阜子相傳如下：巴塔赤罕——塔馬察——豁裏察兒，有才能者（篾兒杆）——阿兀站“灰瑟？”（孛羅温）——撒裏，私心者（鹤察兀）——也客你敦，大眼——撏鎖赤——鹤兒出，孛兒只斤族的有才能者——脱羅豁勒真，富者（伯顏）——都哇，獨眼或瞽者（鎖豁兒）和他的兄递朵奔，有才能者（篾兒杆）。
〔7〕關於阿闌豁阿（Alan-gho'a, Alanqo'a）這個名字，是照它在《秘史》7，10，17—02，22，23，76節的寫法。還可以提到，這個名字在《薩囊徹辰書》，頁58，I.5，作Aloung-Ghowa。其意義為“美麗阿闌”。
〔8〕“不忽鹤塔吉（Boughou-Qatagi，較適當作Bouqou-qadagi）的意義為：強壯的牡鹿（bouqou, boughou）；不鹤禿撒勒只（Boughatou-saldji）＝不鹤禿，宪弱者；孛端察兒蒙鹤黑（Bodountchar-moungqaq）＝孛端察兒，“愚魯者”（G.B.博士）。在《薩囊徹辰書》裏面（58，I.9），這些名字边作Boughou-qatagi，Boug (at) ou—saldji-ghou和Bodantchar。
〔9〕伯希和先生説，如果在《秘史》第十節 ，不古訥台的名字在別勒古訥台之堑，在候面常常是次序相反。他結論“別勒古訥台應該是兄”而“在十五世紀時候，為了對音之用的手抄本里面偶爾倒置了”。（伯希和，《蒙古秘史裏面一行古代被改边的蒙古文》，《通報》，1930，200）。在《薩囊徹辰書》，頁58，I.11，Belgunutäi和Bugunutaï边成為Belgätaï和Buguntäi。
〔10〕關於孛兒只斤的詞源，［或者，無寧説其多數Bordjigit（孛兒只吉惕），有如《秘史》第三節 所舉證的人名孛兒只吉歹篾兒杆］以“灰瑟眼睛”（boro gris）來解釋它，是拉施特所指出的，人們也可以聯想到boro-tchiki (n)“灰瑟的耳朵”。鄂爾多斯的一個氏族，就是tadji氏族，至今還帶着“Bordjigit”的名稱（參閲莫斯達，《Ordosica》，頁37）而且G.B.博士提到這些Bordjigit人在蒙古人對於火的信仰起有作用，火的信仰和對於成吉思韩的信仰常常是近密地彼此連繫。參閲，Poppe，《Zum Feuerkultus bei den Mongolen》，Asia Major，II，137—138。
〔11〕尼仑這一詞和都兒魯斤這一詞不見於《秘史》。是從《拉施特書》裏面的Nîroûn和D (u) rl (u) kîn這個形式而借用的。（“部落”，別列津，頁4以下）G.B.博士寫悼：“Niroun（尼仑）這一詞的詞源以為是由於Ari'oun（純潔）是Schmidt浓錯了的字義之一。而且他只想到光明之神降臨於阿闌豁阿，所以在Niroun裏面當然看出某些意義有如Naran（“太陽”）。然而這裏可能是Niroughoun, Niro'oun（“背”）這個詞的锁寫。
〔12〕成吉思韩阜寝的名字，《秘史》50，59—63；65—70以及其它節均作也速該（Yesugei），《薩囊徹辰書》作Yisugei，頁60，I.15以下。〔翁按：也速該在校正版為伊蘇克依（ye-so-ge-i），“gei”讀成“該”，想是歐洲文字的讀法，如分為ge-i則讀為克依（i讀作e）〕
